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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們再讀《東周列國志》。
公元前768年，這一年有點冷。
周平王即位而后的政權不夠穩(wěn)定，面臨殘壁斷垣的都城，還有國都附近犬戎部族的侵擾，朝臣們與周平王無力控制朝局，只能帶領大批族人從祖先們的土地上向東遷徙而去。周幽王所丟棄的天子信義，要一點一點的撿回來是何其艱難。從西方的虢國，到東方的魯國，諸侯們無一例外的持觀望態(tài)度，沒有誰采取絕對擁護周平王的態(tài)度。但在這樣的時代里，誰都無法獨善其身，誰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諾，誰就能在即將到來的紛亂時代里站穩(wěn)腳跟。《東周列國志》的第四章里，告訴了我們三個強大的國家，一個是鄭國，一個是秦國，一個是楚國；還告訴了我們三個衰弱的國家，一個是衛(wèi)國，一個是魯國，還有一個是虢國。
從“鎬京城破”到“平王東遷”，諸如種種時代里的事件都在訴說著緊迫感，消費著某種恐慌。周平王的身邊有“群臣”，大多可說是一幫烏合之眾。舉凡強者相聚、弱者相交，因此周平王東遷洛邑身邊跟隨的更多就是弱者們，當“市井稠密，宮闕壯麗，與鎬京無異”，周平王是“心中大喜”的，這種喜是劫后余生的喜，是苦盡甘來的喜，更是發(fā)自內心的喜。周天子的喜自然是形于色，那些同行者們“莫不進表稱賀，貢獻方物”，就是在瓦礫堆中的享樂者，不是周平王的真心同行者。歷來天子都是孤家寡人，周平王更不例外，除了那些享樂者們還有更多的諸侯是對天子有所打算。
“群臣”們尤其珍惜難得的穩(wěn)定，當周平王試圖大起三軍攻打南方楚國的時候，“群臣”們就是“今遷都方始，人心未定，倘王師遠討，未卜順逆。且宜包容，使彼懷德而來。如或始終不悛，俟兵力既足，討之未晚”，所謂“懷德”不過是弱者思維，本質上就是不想打，還有打不贏，所以才要說“懷德”，根本上還是周天子和諸侯們的軍隊還沒有任何思想準備，背后則是周天子可以武力征服四方部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。楚國膽敢不朝貢周天子，大概也是認為周天子勢力衰微，諸侯離心離德，還有這個時期的楚國大致處于楚若敖、楚霄敖時期，正是在四方拓展疆域，沒有心思尊崇所謂禮節(jié)。
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周平王身邊如果僅僅只有“群臣”，就只會被朝臣們所裹挾，對于任何動亂就絕對是無力抗拒。周人失去了西部地區(qū)，但是東部廣闊的疆域在名義上至少還是屬于周天子的勢力范圍，西部丟失了天子可以東遷，可那些本就生活在西部的部族呢？他們對此會作何感想，比如說秦國。當時的秦襄公顯然是認識到時局的變化，從鎬京之亂開始秦襄公就在認真的理解、關注和準備迎接，跟那些東方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的諸侯貴族們相比，秦襄公顯然是更有魄力的。在護送周平王東遷而后，周平王對秦國人非常滿意，雖說西部已非自己所管轄，但承諾時還是要說“此地盡以賜卿”，周平王還在癡心妄想，以為秦人甘愿“永作西藩”。
秦人當然不愿意“永作西藩”，秦襄公得到的“今岐、豐之地……盡以賜卿”的承諾，比任何賞賜還要昂貴，這是秦人此后征戰(zhàn)四方的上封寶劍，是秦人絕非異族的最好證明。因此秦襄公稽首受命，歸國而后，即整頓戎馬，打擊滅戎，頒布通緝令，將那攻破鎬京城的犬戎將領如孛丁、滿也速等全全誅殺。后來戎主遠遁西荒。岐、豐一片，盡為秦有，辟地千里，遂成大國?？烧f是只因一句承諾，就是強了一個國家。在秦襄公之后就是秦文公，這位秦國君主顯然明白君父的辛勤之苦，對岐、豐這片浴血奮戰(zhàn)而得來的土地尤其重視，秦文公借此地而習用中原禮制僭祀上帝，這恐怕是周平王不能想象的。而在東方有個國家魯國，跟秦國相比，對周天子的東遷沒有出過力，沒有什么功勞，反而要派人到都城來請郊禘之禮，果真就是王室日益卑弱，天下紛紛多事。
再則要說鄭國，鄭國都城與洛邑相距不過數(shù)十余里，可謂是唇齒相依，互為屏障。天子之事，多有鄭國人的身影。因此才有周平王的左右二卿，一為衛(wèi)武公，二就是鄭武公。而衛(wèi)武公年老，人在朝中為臣，國中大事皆不能掌控，這就導致衛(wèi)國數(shù)年而后即發(fā)生重大變故。而衛(wèi)武公忠貞為國，屬于傳統(tǒng)的守舊派人物，即更為尊崇周禮，很多事情可能都是站在周平王的角度思考，難免會與鄭武公有所矛盾。因此到后來衛(wèi)武公死后，鄭武公獨秉周政，鄭國與衛(wèi)國之間的矛盾就日趨激烈，甚至發(fā)生到后來鄭莊公與衛(wèi)國對戰(zhàn)的事情。鄭國所設的關口“制邑”，后來屬共叔段的勢力范圍，但要追溯更早的時代，其實是屬虢國都城所在，這也即說至少在周平王時代，東虢國就已經衰敗了。
